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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策里的“真金白银”激发民生创造活力

2019-10-23 12:21:28 4367人参与  4367条评论

简化行政管理、下放权力、放松管制与管理相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一场革命,具有内在的前沿性。这是促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极大激发市场活力的战略举措。近年来,鼓励大多数教育文化服务企业利用这种情况。企业数量继续增加。私人和私人市场参与者的比例有所增加。势头强劲,好处显而易见。图为参观云南玉溪文化产业博览会的观众。新华社

[圆桌对话]

Gabin:

张志勇今敏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兼山东省教育厅一级督学

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动画与游戏研究中心主任邓莉莉·今敏

周海涛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院院长和中国民办教育学院院长

主持人:我们的记者王海清

教育和文化服务的商业环境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生计,也关系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它还关系到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和活力,关系到促进国内消费和培育国内市场。目前,仍存在制约教育、文化、出版等服务业发展的难点和阻滞点。现有的政策相互冲突。管理强、服务弱、民间资本融资难、融资高的问题不容忽视。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对优化商业环境政党谈判议题的选择,民进党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小组,前往陕西、湖北、安徽、上海等地,重点实施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主题是“深化“放松管制和服务”改革,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以教育和文化服务为重点。

今天,我们邀请了来自专题研究小组的三位嘉宾讨论如何帮助政府准确定位自己,把握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帮助解决教育和文化服务政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1.已经颁布了大量政策,结果开始显现。

记者:作为一场带有内在刀片的自我革命,“放松管制”改革是近年来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第一枪和第一盘棋。教育和文化服务非常特殊,包括商业和社会服务。地方政府在此类企业的“放松管制”改革中有哪些做法、措施和结果?

张志勇:“放松管制”改革是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的重要举措,进一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地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服务放松管制”和优化经营环境的决策安排的要求,为促进教育和文化服务的发展,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实施并努力推动出台扶持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效率,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方面,陕西省在建立完整的权利和责任清单的基础上,为42个教育行政审批项目制定了在线程序和指南。陕西省渭南市制定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行动计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自2017年以来,湖北省清理了22,000份阻碍公平竞争的法规和文件,修订了21份不符合公平竞争要求的文件,发布了《企业环境评估工作计划(试行)》,制定了《关注企业、进一步推进优化企业环境政策实施的重点工作清单》,消除了各种不合理的障碍和限制,促进了投资便利化。

在管理与经营相结合方面,陕西省出台了《关于扎实推进陕西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对文化产业引导、工商登记意见、税收政策、文化企业资源库上市后管理措施等给予了财政支持。湖北省制定了《关于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实施跨部门、跨行业综合执法。安徽省合肥市运用“你点我查”的方法,充分发挥公民的监督权,传播积极的执法力量,树立政府新形象。

在优化服务方面,陕西省Xi市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365天不打烊、24小时不打烊”的全天候服务模式,85个节假日新增57,892户,占2018年新增注册市场主体的10%。湖北省完善了政府融资担保体系,2018年省财政安排专项贷款11.3亿元,支持市县担保机构提高信用增级能力。“4321新政府与银行风险共担贷款机制”的实施,使全省97家政府融资担保公司在2018年底担保余额728.3亿元,为48000家实体企业提供担保。

邓丽丽:鼓励大多数教育文化服务企业利用这种情况。企业数量继续增加。私人和私人市场参与者的比例有所增加,显示出强劲的势头和好处。

陕西省一批“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型化”的民营文化企业优势明显,大唐西施文头集团、xi关中民俗博物馆、Xi安荣信教育文化、陕西沙龙传媒等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2018年,Xi安省新增民营市场参与者495,600人,相当于2017年的1.78倍,占市场参与者增长的98.89%,吸纳就业岗位167万个。湖北省民办教育发展势头良好。截至2018年底,有6,594所各级各类私立学校(不包括培训机构)。湖北省促进和完善了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2018年,全省将有12个教育ppp项目,总投资约97.78亿元。

在调查中,我们看到民办学校和民营企业不断壮大,成为推动发展和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力量。陕西大唐西城集团是中国首批致力于复兴丝绸之路文化、促进丝绸之路区域经济建设的民营企业之一。在大唐西城成功建成综合性文化商务旅游公园。率先创新“文化育人、文化促商”的文化事业和双轮驱动、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荣获“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保护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湖北省武汉工商学院作为民办高校,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为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综合社会管理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在过去三年里,学生们在各种学科和技能竞赛中获得了500多个国家、省和部级奖项。师生共同开发了37个软件应用程序,218个创新设计作品和产品,10,000多件。他们获得了许多荣誉,如“深化创新和创业改革国家示范大学”。

周海涛:经营环境主要是指当地行政系统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服务能力。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企业普遍感到政府的管理理念在提高,管理方法在改变,管理方法在创新,管理效率在提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我对政府有关部门的作风和态度的改变普遍感到满意。我对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精简行政和下放权力的政策感到满意。我普遍赞扬政府的开放、服务意识和创新精神。

例如,陕西省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每年获得4亿元的专项财政支持资金。Xi私立学校对政府“分类收费、合理定价、一校一价”的具体措施非常满意。湖北省武汉市文化企业享受地方政府的各类人才引进和激励政策。

但是,我们也发现,在推进“放松管制”改革的过程中,地方行政部门普遍注重责任与权力的关系。当改革要求、法律基础和自身权威不匹配或不协调时,地方政府必然会感到担忧和束缚。

例如,根据"审批一章"的要求,地方政府设立了一个行政审批局,负责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审批。这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服务部门和工商部门对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审批或注册精神,造成审批和主管部门权责不清的问题。

然而,许多地方实行的“接受和接受空缺”的改革措施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现行《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地方当局担心被追究责任的风险。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尚不清楚地方政府将如何依法提供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土地使用政策、投融资、抵押贷款等政策。此外,如何批准网络教育,如何对新形式下的文化教育产品质量进行监管,如何应对事件发生后监管的巨大压力等。,都是地方行政部门在“实施管理服务”改革中面临的“棘手”问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行政基础相互冲突时,地方政府往往会不知所措。例如,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地方政府对一些旧厂房进行改造,作为群众体育健身场所,但不符合《土地管理法》中“城市土地的性质和用途不得随意改变”的规定。

2.企业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理解

记者:优化商业环境、发展地方经济是地方政府和企业最有共识、最容易合作的领域。如何调动各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是“放松管制”改革面临的一个问题。目前,教育文化服务企业对“去监管化”改革有何期待?

张志勇: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教育和文化服务企业普遍期望得到公平待遇,平等获得国家财政、税收、金融、土地(或地方)和人才政策。然而,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全面实施企业深入参与职业教育的税收和信贷优惠政策。“体育场水、电、气、热价格不高于一般行业标准”的优惠政策尚未出台。一些企业不知道如何获得政策支持,因为害怕成本增加而“自愿放弃”。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生效后,教育行政部门没有及时实施“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的分类政策。例如,某市的一所私立中等职业学校在市行政审批局按要求变更办学许可证时选择了营利性学校,但省教育厅以未颁布分类管理实施条例为由拒绝变更,导致学校在招生计划申请、学校状况登记、财政资助申请和分配以及学校宣传方面遇到困难。

我们还发现,小微文化企业优惠信贷政策的实施受到许多障碍的阻碍,特别是文化企业缺乏信贷标准和程序,难以评估知识产权作为民营文化企业抵押品的价值,银行贷款热情仍然很低,一些政策担保公司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贷款门槛甚至高于银行。

邓丽丽:教育文化服务企业对“去监管化”改革的期望不仅在于提高工作效率,还在于能够有所作为。无法完成的改革可以说是“形式上的改变和实质上的改变”。企业期望政府职能和政策执行的协调统一,以避免增加企业运营的风险和成本。

一些企业认为,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是“胡椒和胡椒”的风格。在新兴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在培育市场方面缺乏指导和稳定的消费政策。目前,许多企业需要“依靠产业支撑文化”来发展,但却无法实现自我造血的良性运行。政府对成绩突出的学校和企业没有足够的激励措施。

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倾向于扶持大型文化园区和文化企业,缺乏对从事公共文化服务和热衷于社会福利的文化企业的扶持政策。与此同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传播不畅,民营企业很难及时了解和把握政策趋势,需要政府或行业协会的进一步指导。然而,中国的行业协会权力薄弱,作用有限。

周海涛:处理业务相关事项的不规范和不透明的程序和执法标准往往导致企业遭遇“不成文的规定”和“过度执法”。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教育培训机构的治理一直处于由各主管部门整合的状态,不仅包括教育、民政、工商、物价、交通、住房建设、公安消防等政府部门,还包括行业协会甚至居民委员会。反复检查增加了私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成本。为了增加公立幼儿园的比例,一些地方在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第一和第二阶段时直接停止了对私立幼儿园的审批。民办学校的专业设置已经从审批制度转变为备案制度。然而,一些地方教育部门经常拒绝归档,也不解释情况。无法备案的专业仍然无法设置,专业设置的自主性被打折扣。

一些教育和培训机构反映,许多培训机构在一个城市的许多地区都有分支机构。教育部要求培训机构要有一个区和一个同名证书,但工商部门规定一个城市只能成立一个独立的法人公司,这使企业亏损。

在教育服务业方面,与公立学校相比,私立学校在招生计划和改革试点方面存在更多障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一招生计划一般按照“先公后私”的原则进行分配。一旦招生计划被削减,往往从民办高校开始,民办高校的跨省招生比例也受到限制。在招生过程中,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中学歧视和不联系民办高校招生。民办学校不能享受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水平的政府项目资助(如高等教育质量工程、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等)。),并对私立学校的科研项目和奖励实行配额申报制度。私立大学很少有机会参与科研项目的评估,一些私立学校甚至无法了解申报通知。

在文化服务业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经营的体育场馆免征房产税和城市土地使用税,而企业经营的大型体育场馆减半征收。政府为博物馆、美术馆和其他公共文化场所的免费开放提供补贴,但补贴不包括私营企业。一些地方政府排斥私营企业,因为它们在购买服务时不知道如何操作。民营文化企业的优秀人才在授予、评审和评价职称时被排除在政府部门之外。例如,民营图书行业必须依靠国有图书出版单位申报奖项。

3.良好政策中的黄金含量应得到落实

记者:不久前,《深化“行政服务公开”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关键任务的国家规划》一出台,就立即收到了众多意见。36项改革任务都制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界定了谁将牵头,谁将负责。它们充分显示了将进行“管理处”改革的深水区的责任。政策中有“真正的金银”。企业家所期望的是,这项好政策在颁布后会尽快得到实施。对此有什么建议?

张志勇:要实施“放松管制”改革,优化经营环境,就必须解决政策不协调、内容不适用、执行不力的问题。

应加强行政协调。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使改革以法律为基础,不仅要加强政策与法律法规的联系,还要加强各级政府内部的协商和联合检查,特别是涉及多部门权限的内容,确保政策的统一。加强底线和风险防控,特别是把各种困难和后果的论证意见作为决策的必要材料,确保政策的可行性。在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要加强对街区的分级管理,减少街区的直接指挥,努力解决基层部门分散、政策出台过多而难以落实和难以应对的问题,确保行政权责一致。

我们应该深化政府协商。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和渠道,加强与利害关系方或相关行业和社会组织的协商,听取全国人大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意见,在决策中凝聚舆论共识,确保有针对性的政策出台前政策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完善政策制定规划,规范政策制定流程,不断增强听证会、论证会和座谈会的有效性,精心选择或委托研究机构、媒体和行业协会举办相关研讨会,征求各方意见,完善民主、科学、规范的政策议程设置和更加开放的决策流程。在推进“放开管理服务”改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建立企业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问题。

提高执行效率。我们将注重严格依法办事,有效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和保守主义造成的任意性和不作为。打破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隐性门槛”,在权力下放过程中,应注意“减少”和“释放”政府控制资源的权力。如果权力能够向市场和社会释放,就不应该向下级政府释放,以免权力下放后下级政府的权力扩大,导致企业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大,摩擦成本更高。理顺审批与监管的权责关系,完善监管体制和方法,更好地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邓丽丽:教育文化服务业的主体和环境相当复杂。要理顺各种服务之间的关系,促进服务保障和服务市场的协调发展。

民生应该得到引导。在服务领域,民生服务的渠道和主体最为复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和市场服务。因此,商业环境因素也是民生消费服务业最复杂的因素。深化这一领域的“放松管制服务”改革,应以满足公众日益丰富的生活需求为共同目标,协调政府、社会和企业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其他服务主体的关系,确保公平公正的秩序,创造各种互补合作的社会效益和服务模式,提高服务领域的整体合力和整体水平。

管理主体应明确界定。在教育和文化服务领域,有机构、企业、私营非企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有免费和收费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既有盈利性教育和培训机构,也有非营利性教育和培训机构。许多学科活跃在同一个领域。市场服务和公益服务是平行的,甚至相互竞争。很难确认主体和权利之间的关系。每个主体获得公共政策和资源的渠道和机会不同,难以确立和实现公平原则。界定服务业主体,区分免费、非营利性收费、营利性收费等服务活动的性质,使企业申请人能够准确把握资格要求、组织目的和利益预期,并依法获准启动;使属于企业性质的学校、事业单位、机关、俱乐部、团体、媒体、智库、公司等各种名称的服务实体依法取得企业权利,承担企业责任。

业务范围应明确界定。教育和文化服务的业务既来自市场,也来自政府采购,其内容往往与意识形态有关。要明确服务内容,明确监管范围和要求,制定负面清单,落实“禁止或禁止进入”政策,使企业准确把握商机和效益,依法经营,依法保护,依法监管。

周海涛:我们需要一个接一个地研究和解决教育和文化服务中反映较多、改革不到位的具体问题,以确保取得实际成果。

尽快出台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配套政策,依法完善行政许可、分类登记、审批程序、办学标准等具体措施。推进民办学校(培训机构)特别是民办幼儿园“不准入”政策的普遍实施,落实民办学校专业设置自主权。制定适合教育和文化服务的税费减免政策,疏通民营文化企业优秀人才的申请渠道。

统一制定各类教育文化服务行政审批、管理、监督的规章和措施,为综合执法提供依据;对于相关企业的整改工作,注重各相关单位监督结果的共享;加强行业协会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实现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鼓励发展文化咨询等专业中介组织,使其成为文化监管部门与文化服务从业人员及时有效沟通的中介;建立覆盖面广、统一获取、标准化利用的大数据预警监控平台,及时准确地掌握教育文化服务企业的动态信息;加强信用监管探索承诺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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