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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记︱“城市的历史人类学”:探索华北城市

2019-10-22 18:31:02 2449人参与  2449条评论

7月31日至8月7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学研究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城市历史人类学”研讨会在河北保定开幕。

2018年夏天,教授和学生们来到上海参观这座城市,在当地普通人的眼中观察这座城市的代表性建筑,倾听他们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的理解。上海一直被学者们视为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样板。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上海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特例,我们希望从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城市。因此,今年夏天,第二个“城市历史人类学”研究营试图迁往华北。它继续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兴趣和关怀阅读文学,通过田野调查和视野,紧密联系特定的地点和群体,探索中国其他城市的发展轨迹,探索中国自晚清至20世纪的社会变迁。

夏令营挑选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山东大学、苏州科技大学、中山大学、芝加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大学的20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来自香港岭南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财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大学的许多学者担任了夏令营的导师。他们还邀请了保定、安国、石家庄、井陉、正定等地的学者——俞潘坤先生、梁勇先生、田洪生先生、俞平兰女士等。介绍当地人文历史和文学收藏。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如郭子健和朱丽珍,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初步调查。在检查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当地朋友的指导和帮助。

在城市中发现历史

在8月31日的开幕式上,香港中文大学的何Xi教授提到,历史人类学过去的重点是农村社会,讨论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明清以来。现在我们开始希望从乡村搬到城市,观察20世纪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城市史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我们希望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待城市。在过去的城市史研究中,上海一直被学者们视为中国现代发展的典型范例。然而,经过去年的调查,人们发现上海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特例。然后我们应该看看不同类型的城市,探索它们的发展模式。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运输线路的改变,尤其是铁路的建设。二是以煤矿为代表的重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我们想知道这些因素是如何深刻影响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的。因此,我们希望这个研究阵营能够跳出现有的研究思路,设计一条“保定-安国-石家庄”的路线,通过考察不同类型的城市来拓展更多的研究领域和思路。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探索在城市中什么是值得关注的,尝试在农村中找到一个与仪式标志相似的标志,并探索在城市研究中可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希望不仅看到城市规划,而且看到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的生存策略。

华东师范大学冯·蔡晓教授认为,100多年前,当今的社会形态随着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面貌。随着人们(包括他们带来的东西、金钱和信息)逐渐聚集在城市,近代以来“城乡分割”发生了重大变化。行政管理模式日益城市化,乡镇发展模式也开始与城市发展模式趋同。在这种情况下,过去的农村社会已经逐渐消失。因此,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忽视城市,而应该关注城市。以往的城市史研究将城市视为现代化现象或西方制度的引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城市管理和规划,即研究以治理为中心的城市。然而,这些研究中涉及的要素还不够完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城市的环境影响着不同城市人们的生活、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些衍生的问题不应该分开,应该从长期的角度来观察。因此,城市史研究的实质是研究人们聚集在城市的问题。

戴维·富尔教授指出,明清实际上是在“皇帝-省、地、县-村”的框架下运作的。礼仪维持着这一框架,而村庄是礼仪的中心和发源地。因此,在这个框架下,城市相对于村庄来说是“边缘的”。只有最后的商人才会搬到城市,从事土地耕种的农民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柯教授指出,这一制度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随着20世纪初新政策的实施,特别是1906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维护社会稳定的礼仪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政府的税源从土地税转移到营业税,特别是征收关税和利津。此时,维持农村稳定的部族不再是政府试图控制的主要机构,而城市在税收方面的主导地位使它们成为政府需要控制的对象。因此,当这一套框架日渐式微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研究一套新框架的实施,这也是城市历史人类学研究阵营的初衷。

讲座讨论,王永喜拍摄

研讨会带来了不同导师的多次讲座,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学者们对城市研究的实践和思考。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柳岩教授从环境、人口和水运的角度对华北城市的衰落和重建提出了一些思考。刘焦寿从他的家乡经历入手,指出河南的贫困不仅是他自己的问题,也是华北地区的整体衰退。然而,流行的“南北经济重心转移”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尽管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南方的经济崛起,但它不能解决北方的衰退问题。刘焦寿认为,国家一体化基本上有两种方式——市场一体化和军事一体化。宋代的统治模式属于前者。然而,自元朝以来,市场一体化已经失去了效力。因此,中国长期处于前现代社会状态。回顾宋代,我们会发现南宋统治的地区基本上是最富有的。这正是因为该地区位于中国地理定义的第三步,地势平坦开阔,水道纵横交错。即使在北宋统治的华北,其经济繁荣也与水路运输网络密切相关。然而,刘娇寿引用谭启祥的观点指出,京杭运河的建设对北方的水陆交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是我们在考虑北方衰落时不应该忽视的一个因素。

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的张磊教授提醒我们,要通过清代北京市的水质系统和供水系统,关注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用水问题。对缺水的北京来说,饮用水主要来自井水。由于北京也是政治首都,饮用水已经成为权力的象征,饮用水是严格分级的。玉泉山水质最好,只供应宫城,皇帝住在宫城,没有人有权饮用。主要由满族人居住的内城依靠官方水井获取饮用水。官方水井由政府挖掘,由涂料管理。尽管内城的官方水井是不可交易的,水路变成了可交易的资源。至于外城,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外城居民依赖私人挖的井取水,供水系统相对混乱,他们也成为不同势力争夺控制权的目标。明代外城的供水由山西人垄断。经过血腥的冲突和暴力,山东水富自甘龙后期以来成功垄断了私人水井,控制了外城的供水。山东水商成立的行会控制着外城水井的价格。张教授认为清代北京的饮水模式是满族认同的结果。它强化了内外城市的划分,反映了清代北京的深刻二元性。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活动,商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群体。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刘秋根教授利用晋商的大量契约文件来解释和讨论票商的资本和私人会计的运作。讲座过程中,刘教寿邀请研讨会的师生阅读并讨论具体的货币合同文件。通过师生互动的方式,引导研讨班的师生讨论和交流个案,具体讨论传统票务人员的资金借贷、业务往来和会计核算方法,展现传统票务人员的精细运作和资金流动。

一层一层地看这座城市

中国北方的城市历史悠久。要理解这些不同城市的发展背景,正如大卫教授所指出的,首先,我们需要感受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培养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城市人民面临的形势,提出我们感兴趣的学术问题。虽然城市中的“田野奔跑”不能与严肃的“学术研究”相提并论,但在保定为期两天的考察中,我们走进了政府机关、寺庙、教堂和北洋政府高级官员的住宅,了解了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设计,也探索了曾经辉煌的国有工厂中影响几代人的社会制度。这些足迹帮助我们一点一点地看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变化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景观中积累起来的。至于城市发展的背景,关于城市居民的生活、经济和社会结构等相关问题的讨论,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从这里开始。

保定位于今天河北省的中部。由于它靠近北京和天津,在都城北京的朝代,它一直是军事战略家的重要军事城市。元朝建立了都城大都,派张柔重建宝州市,改名为“保定”。它作为首都卫戍部队的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为“北京的首都”。这一立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康熙八年,保定成为直隶省的首府,直隶总督(后来改为直隶总督)从正定迁到保定,使保定成为直隶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集府之都、寿山之都”。清末民国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曹锟等中国现代政治中有影响的人物在保定执政多年,尤其是保定军校的建立,使该地成为北洋时期重要的军事重镇。然而,随着天津、唐山、石家庄等周边城市的崛起,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首都南迁,保定逐渐衰落。直到建国初期,保定在政府的重新规划下开始工业生产和建设,才逐渐成为今天华北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

河北大学的老师刘秦致介绍了保定的古城,王永喜拍摄了它。

视察前,研讨班邀请河北大学贾会贤教授介绍保定的历史发展。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许多珍贵的近代保定历史照片,使学生对保定城市建设的演变及其发展脉络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河北大学刘秦致教授的带领下,学生们在直隶总督办公室、古荷塘、天主教堂、古城墙等进行了实地考察。刘娇寿提醒我们,在现场观察建筑时,要注意直隶总督府和古荷塘建筑中反映的不同时代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符号。通过学习和抄写古荷塘旁的碑文,学生们了解了从明清到今天保定的历史进程。在保定老城的东西街,刘老师提醒我们要注意保定及其周边城镇的商业现实。

保定不仅保留了传统城市的痕迹,还重塑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面貌,当时工业区是在政府的规划下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在保定西郊划定了一个工业区,并成立了一些工业企业。当地人过去称这个地区为“西郊的八大工厂”。训练营的工作人员通过初步访谈联系了早年参与保定城市规划的工作人员,以及八大工厂的天鹅化纤厂和乐凯电影厂的工作人员,作为保定训练营的主要受访者。在保定调查的最后一天,研究营的老师和学生分组采访了他们。

保定天鹅化纤厂作为中国“一五”计划中的一个重大新建设项目,成立于1957年10月,并于1960年7月正式建成投产。这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大型光纤合资企业。虽然企业现在已经停产,但在河北大学唐烨老师带领的视察过程中,看到保存完好的生产车间、动力设备间、运输小铁路和职工宿舍,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大。通过对化纤厂不同行业和性别工人的访谈,学生不仅对大型国有工厂的实际生产和生活状况有了感性认识,而且有了个人经验,即成功的访谈必须建立在充分收集背景数据的基础上。

保定天鹅化纤厂,王永喜拍摄

乐凯电影厂的发展过程让学生思考技术引进对企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乐凯电影厂是苏联资助的“156”计划之外的独立项目之一。研讨会的老师和学生主要采访了从电影厂退休的温先生和施先生。父母年轻时都去苏联学习电影的化学制造技术。回国后,他成为乐凯电影厂的技术骨干,主持航空航天、航空军事电影、电影等领域的特种电影技术的研发。改革开放后,乐凯迅速调整经营方向,面对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需要,借鉴日本、西德等国家的先进电影经验。我们将改进技术,通过创新创造新技术,使国产彩色胶片成为曾经从柯达等国际一流品牌中脱颖而出的品牌。

采访保定市规划局退休干部李老和白老是了解建国初期国家城市规划思想的难得机会。根据两位工程师的记忆,在保定城市规划设计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参加了由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组织的华北城市规划培训班。在那里,李老学习了苏联的城市规划知识,并经历了北京关于城市功能区划的讨论。回到保定后,李老负责保定城市规划,并将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保定城市建设中。在规划过程中,保定城墙的拆除和八个工厂的选址是他们工作的核心。通过与两位城市设计师的交流,训练营的老师和学生能够从更宏观的时代背景中了解共和国城市的诞生过程。

王家耀拍摄保定天鹅化纤厂考察

在那天晚上的讨论中,每个小组的学生在下午的面试中分享了他们各自的收获。作为保定本地人,刘秦致和沈慧青也分享了他们对西郊八家工厂的看法,以及他们与员工和家人相处的故事。在他们看来,西郊的八大工厂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和公共设施。这些工厂工人在日常生活中将与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公民“分离”,这也影响了工厂工人和城市地区公民的身份。因此,可以说,当工业生产区建立时,一套配套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就建立起来了。新建立的“社会”与原有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值得思考。

保定的调查向我们展示了元代以来的城市发展过程。当然,在华北,我们也可以在许多城市找到历史的早期痕迹。在古城正定,我们看到许多建于隋唐五代的寺院。大量的石碑反映了这个地方在从中世纪到明清的中央王朝统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像正定这样的定居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规划他们的发展。

传说、水运与城镇的兴衰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面貌。除了县城,各地的商业城镇也是当地社会各种组织活跃的地方。这次,研讨班去安国考察,了解华北传统城镇的发展特点及其近代以来的变化。在参观安国之前,学生需要提前阅读相关文件,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并尝试解决该领域的问题。

安国市位于保定市西南部,是我国北方和南方非常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王耀寺位于南关县城外,有着悠久的历史。据碑铭记载,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成化时期。不幸的是,由于最近的维修,王耀庙无法参观。然而,在仔细研究道光九年(1829年)铸在门外的铁旗杆上的铭文后,我们发现捐助者来自陕西、山东、山西、关东等地,行业业务包括医药、杂货、服装估价、裘皮大衣等行,显示了当时药庙业务的蓬勃发展。带领团队的《安国县志》总编辑于攀坤先生告诉我们,王耀寺旁边有一座泰山奶奶庙,香火很浓。尧王庙附近的通恒公司旧址曾是民国时期安国四大富翁之一张世经营的一家客栈。许多来尧王庙做生意的商人都在这里定居下来,休息了一会儿。在短短一小时的步行中,我们在安国所见所闻深深地感受到了从明清到民国的历史巨变。

安国医王庙,田放拍摄

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可能了解安国医药贸易市场的情况,我们成立了两个小组,分别研究碑文和采访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人。关于王耀寺的建设和药品市场的形成,两位老师罗燕春和黄素娟组织了第一批学生一起研究王耀寺藏的碑文和民国时期写的《安国药品市场调查》(An Guo Drug Market Survey),试图恢复对王耀寺建设和周琦药品市场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总体了解。周琦王耀寺的前身是位于周琦南门外的皮昌王淼。自宋代以来,皮昌信仰在该地盛行。明代成化时期,周知·童超以“重建皮厂祠堂”为名写道:“皮厂是国家的精神神。虽然祭祀代码没有列出,但前王朝的印章制度仍然存在。他隐藏了对人民的同情,为人民的灾难吃药,过人民的生活,为强盗牺牲自己。”显然,此时的皮昌王庙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寺庙。万历时期,掌管御马的太监重修了明王赵玲回贤佑的庙,熏香越来越受欢迎。随着礼拜者和祈祷者的聚集,庙会交易逐渐兴起。然而,此时的周琦应该是一个“百货公司融合”的综合庙会市场,而医药贸易只是其中之一。根据许谭的研究,周琦医药市场兴起于清初。在甘龙时期,周琦庙会的特点是药品贸易。嘉庆九年(1804年),根据《邳王圣歌碑铭重建记录》,周琦南方海关药品协会闻名于世。......在过去的几年里,药品供应和药品客户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多。每当它是新的,来到寺庙享受香味的男人和女人将无法获胜。因此,这里有无数无尽的祭品。”据碑文记载,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广东等地的捐款以及江西、广东等地的医药商人来到这里进行贸易。这些贩毒团伙将家乡生产的毒品收集到周琦毒品市场,从其他地区购买并带回销售区域,形成了大规模的毒品流通。安国逐渐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药品市场之一。

安国的毒品贸易一直持续到民国。安国制药厂前厂长冯先生说,他的祖父在安国开了一家药店,从事毒品交易。当时,王耀寺由道士管理,在庙会上香火特别浓。虽然在抗日战争期间,毒品市场的贸易因日军占领阿马拉而受到影响,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毒品市场又开始繁荣起来,当地毒贩非常活跃。在合作期间,毒贩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家制药公司,后来改为安国制药厂。随着改革开放,外国毒贩得以在安国建厂。

第二组则由科大卫、贺喜、冯筱才老师与安国市方志办工作人员带队,一同访问了安国地区一位96岁高龄的周先生。周老回忆了他参加革命工作的经过,譬如挖地道、掩护八路军及对日伪宣传的反工作,到解放后在安国本地学校任教。他的人生经历,生动地展现出一副抗战时期安国县乡村地区不同势力之间犬牙交错的复杂态势。安国市伍仁桥村周边区域则让学员们了解到药材贸易交通要素的问题。据方志办工作人员介绍,伍仁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依考察所见,伍仁桥下的河道已断流,但在过去该处有磁河流经,附近设有水运码头,以水运便利的关系,该处成为安国药材的贸易网络重要的集散处。尽管如今水道已不再使用,但宽阔的桥面与桥上残存